“修宪势力”大获全胜, 谁仍在保卫日本和平宪法?
当前日本的知识分子护宪运动
文｜邱静
来源｜《日本学刊》
战后日本的知识分子护宪运动，有着不同于革新政党反修宪运动、市民和平运动的开展方式和指导思想，其思想特征在各阶段体现出不同特点。由于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多采取启蒙活动而非街头运动的方式，往往看似不如政党、市民运动引人注目，但作为思想和实践的先锋，知识分子护宪团体为革新政党提供了智力支持，引领了市民运动中的社会舆论，并在对抗政府修宪势力（如岸信介内阁“宪法调查会”）的过程中发挥了政党、市民团体无法替代的关键性作用。
本文将在战后日本修宪—护宪政治过程的脉络中，集中关注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的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并对其指导思想进行初步分析，以期为全面认识日本宪法问题乃至整体政治走向提供帮助。
1 战后日本知识分子护宪运动的轨迹
作为观察当前日本知识分子护宪运动的背景，以下将概述战后以来知识分子护宪运动的简要特征。
（一）20世纪50—80年代
战后日本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出现的背景，是20世纪50年代政界保守势力主导的第一次修宪高潮，而标志其达到顶峰的事件，是内阁“宪法调查会”的成立。1957年8月，岸信介政府在内阁中设立“宪法调查会”，规定其职责是“审查《日本国宪法》，调查审议相关问题，将其结果向内阁或通过内阁向国会报告”。作为设立在内阁中的机构，该会未经国会授权而从事修改宪法的相关调查审议工作，有违宪的嫌疑。因此，虽然岸信介表示希望社会党参加，并邀请宫泽俊义、我妻荣等著名学者出任会长，但社会党、宫泽、我妻及许多学者都拒绝加入。最终成立的宪法调查会包括国会议员和学者，但修宪论者占90%以上。其实质并非单纯的学术研究机构，而是岸信介内阁为修改宪法、实现再军备而制造舆论的工具。
面对上述局面，1958年5月28日，大内兵卫、茅诚司、清宫四郎、恒藤恭、宫泽俊义、矢内原忠雄、汤川秀树、我妻荣等八名学者联名向46名当时各领域的一流学者发出《关于设立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倡议书》，倡议成立宪法问题研究会。6月8日，宪法问题研究会正式成立，学者们规定研究会首先是“纯粹的学问研究会———不直接从事政治活动”，但同时也是“为国民而存在的研究会———不辞进行启蒙活动”。战后日本知识分子护宪运动由此正式拉开了序幕。
宪法问题研究会没有政党背景，也不直接从事游行集会等街头运动，而是通过月例会、演讲会、出版物、声明等方式开展启蒙活动，但对修宪和护宪双方都产生了切实的政治影响：学者们的态度是使社会党最终决定拒绝加入宪法调查会的原因之一。宪法问题研究会虽非社会党系的团体，但学者们对社会党的相关方针政策产生过重要影响。宪法问题研究会也在媒体、国民中引起巨大反响，被普遍认为“在学术上、政治上的影响力都超过宪法调查会”，“对有关宪法问题的舆论形成发挥着重大作用”。《宪法调查会报告书》（1964年7月）最终未提出明确的修宪结论，很大程度上是宪法问题研究会一系列努力的结果。资料显示，政府与宪法调查会是将宪法问题研究会当作几乎与社会党同等重要的对抗势力来看待的。除开展启蒙活动外，学者们针对宪法调查会可能出现的修宪论调进行了周密准备，表明若其提出修宪结论将明确进行反驳。真野毅、佐藤功作为宪法调查会起草委员会成员，对最终报告书的写法也施加了一定影响。由于与宪法调查会的斗争不涉及议会斗争，而主要是有高度现实性的理论论战，社会党及其领导的护宪运动与市民和平运动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实际上都无法与直接同宪法调查会形成对峙局面的宪法问题研究会相比。在安保斗争和地方革新自治中，宪法问题研究会及其成员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18年间的启蒙活动，宪法问题研究会被认为是战后日本良知的象征，“对国家的方向也产生了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宪法问题研究会的护宪思想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放弃战争、不要军队的“和平主义”，而是捍卫国民主权的民主思想。在提及《日本国宪法》的三大原则时，绝大多数团体或个人（无论是修宪派还是护宪派）都会首先列出“和平主义”这一原则，而宪法问题研究会则总是把“国民主权”放在第一位。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研究会思想实质的体现。研究会的学者们注重启蒙国民的主体性精神，并将民主作为自身行动的指南，以高度的责任感思考日本的历史与未来，在必要时积极发挥知识分子的政治影响力，与政府侵害国民主权的行为进行斗争。可以说，研究会之所以能有效遏制修宪进程，正是因为它在护宪运动中落实了国民主权的思想。
（二）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
宪法问题研究会于1976年解散，但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8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护宪团体也在组织方式、活动内容乃至定位宗旨上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了宪法问题研究会，但护宪思想体现出比较明显的变化。
“全国宪法研究会”在宪法问题研究会解散后延续了每年5月3日的宪法纪念演讲会，常被视为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后继者。但全国宪法研究会从创立之初就缺乏基本一致的护宪理念。90年代以来，全国宪法研究会的研究课题以基本人权、和平主义方面的内容居多。2000年之后，“民主”虽频频成为其研讨会的关键词，但多被等同于“多数决”而当作立宪主义的对立面，并不具有宪法问题研究会时代的指导性意义。1999年、2001年，全国宪法研究会曾以“有志研究者”的名义就《周边事态法》《反恐特别措施法》发表过抗议声明。但学会内部存在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作为内部意见多样的学术研究组织，以学会名义发表声明不适当、是政治利用。此后学会未再发表过相关声明。
“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法律部会”在形式上延续了“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时代的“民主”号召，但对“民主”含义的解释发生了变化：“所谓民主主义并非狭义的概念，在国民主权之外，还含有重视和平主义或基本人权保障等现行宪法基本价值的意味。”在这一阶段，该组织的声明也多是强调和平主义与基本人权保障的内容，而对国民主权的强调则相对薄弱。
“宪法再生论坛”在形式上与宪法问题研究会最为接近：由各领域著名学者发起，成员40人左右，旨在通过演讲、出版等非政治性的研究活动影响宪法问题的发展。不过，宪法再生论坛成立的动机是在“9·11”事件的背景下，号召“超越暴力的循环”。学者们指出了民主与和平主义的价值，但并未像宪法问题研究会那样强调国民主权对于避免战争的意义。其后成立的“九条会”以发扬宪法第九条精神、联络各界拥护第九条人士为目标，旨在“争取‘保卫第九条’的过半数舆论”，并不将成员仅限于知识分子。这两个团体有着不同的存在方式，但相对都更加强调和平主义而非国民主权的思想。
从以上团体的思想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和平主义取代民主思想成为知识分子护宪思想的主流，而宪法问题研究会时代所倡导的国民主权的精神并没有得到发扬。这实际上也正是知识分子护宪团体影响力衰退的思想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积极推进修宪，在国会中设立宪法调查会，并在未经充分讨论的情况下对《国民投票法》《教育基本法》等重要相关法案进行强行表决，其违反民意、践踏国民主权原则的行为比60、7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以和平主义为主要诉求的知识分子护宪团体，未能像宪法问题研究会那样对这些侵害国民主权的修宪进程进行有效批判和斗争。
2 既有知识分子护宪团体的延续与变化
在第一届安倍晋三内阁之后，包括民主党内阁在内的几届内阁未将修宪作为首要政策重心，但包括不少民主党人士在内，政界主要势力也从未放弃修宪意图。短暂成为在野党的自民党于2012年4月提出新修宪草案，其中规定日本国民必须尊重太阳旗、君之代，并增加了“国防军”等内容。2012年12月成立的安倍内阁再次将修宪作为最主要的议题积极推进，从“修改宪法第96条”到“解释修宪”再到“解禁集体自卫权”，从干涉日本广播协会（NHK）、内阁法制局人事到设置“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从强行表决《特定秘密保护法》到强行表决“安全保障相关法案”，《日本国宪法》面临战后又一次重大危机。对此，日本各政党及国民、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开展了相当规模的抗议活动。知识分子护宪运动一方面表现出与之前阶段的延续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一定的新变化。
全国宪法研究会、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法律部会、九条会等团体，在这一阶段都在以各自的方式积极发出声音，在指导思想上基本体现出原有的特点，但在危机面前更多地强调了立宪主义、民主主义。全国宪法研究会仍主要将自身定位为学术研究组织，表示不以学会名义发表声明。但除定期例行研究会外，该学会继续在每年5月3日举行宪法纪念演讲会。2014年演讲会听众超1000人；2015年演讲会以“思考战后70年、何为宪法的历史精神”为题，听众近900人。2015年7月11日，在安倍政府对安保法案进行强行表决前夕，全国宪法研究会组织了题为“从宪法看‘安保法制’”的紧急演讲会，学者们结合“砂川判决”分析“集体自卫权”及“安保法制”的问题所在，批评现政府破坏民主主义、立宪主义的行为。研究会代表水岛朝穗表示，全国宪法研究会虽然不会发表声明，但学者们将以每个人的学术生命去努力。
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法律部会除指出民主主义与战后初期存在关联并具有丰富含义，也对自身的任务做出了如下解释：“‘民主主义’意味着民众的联合、协作、参与，‘科学’意味着在法解释的同时认识法现象的重要性，‘法律’意味着在专业性的基础上对法加以整体性的把握。”近年来，该会就《特定秘密保护法》、“解释修宪”、安保法案及其强行表决发表了一系列抗议声明，在主张基本人权与和平主义的同时，也明确指出相关法案的内容及成立方式都与立宪主义相抵触，是对国民主权原则的践踏。
九条会主要通过建立草根组织体现国民的声音，到2014年，日本各地各界的“九条会”组织已有7500个。2015年2月，九条会发表《阻止从根本上颠覆宪法9条的“战争立法”和修宪暴行——从全国草根层发出主权者之声》的呼吁书，并组织各种学习会、发起请愿署名活动，各种规模的“九条会”也在全国各地的抗议集会中积极发出声音。除了和平主义的一贯诉求，九条会也批评安倍内阁“在国民多数表示反对的情况下进行强行表决，是在双重意义上践踏立宪主义的暴行”。
▲ “九条会”的召集人为日本知识界德高望重的九位著名人士，图为大江健三郎与加藤周一。图源：澎湃
与宪法问题研究会在形式上最为近似的“宪法再生论坛”，除每月例行研究会外，在2008年、2009年针对当时的政治现状举办了讨论冲绳美军基地、民主政治危机的演讲会。其后，虽然宪法再生论坛已暂停开展活动，但“以此为母体形成了‘宪法96条会’”，后来成立的“立宪民主会”中也有许多学者是宪法再生论坛的成员。
3 新成立知识分子护宪团体的运动与影响
面对第二届安倍内阁制造的宪法危机，“96条会”“立宪民主会”等新团体，作为知识分子护宪运动的中坚力量，发挥了相当的政治影响力。
（一）“96条会”
2013年1月，第二届安倍内阁成立后不久即抛出意欲降低修宪门槛的“96条先行修宪论”。3月，在野党部分倾向修宪的国会议员（民主党、日本维新会、大家党）成立了“宪法96条研究会”。5月，国会中的“以修改宪法96条为目标的议员联盟”（自民党、民主党、维新会、大家党等，会长为自民党议员、国家公安委员长古屋圭司）也重新开始活动，成员增至约350人。
在此情势下，2013年5月8日，“96条会”的发起者们召开会议起草声明，选举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樋口阳一为代表，“96条会”正式成立。该会由36名各领域著名学者组成，其中12人是宪法再生论坛的成员。5月23日，96条会在众议院第一议员会馆召开记者会。6月14日，96条会成立演讲会在上智大学举行，听众达1200人。7月16日、9月28日，该会于同志社大学、国际基督教大学举行演讲会。11月16日，冈野八代等学者发起了“京都96条会”，并组织市民与学者的宪法交流会。《朝日新闻》等媒体对这些活动进行了报道。
96条会的学者们思想观点多样，但一致的是捍卫立宪主义的思想。该会一大引人注目之处是成员中包括曾长期任自民党学习会教师的“修宪论者”小林节。小林在安倍提出“96条先行改宪论”后表示：“我虽是9条修宪论者，但放宽修宪规则（修改96条）是邪道。不能接受否定立宪主义的行为。”96条会骨干人士表示，虽然自己的立场与修宪派学者不同，但在面对危机的情况下，学者们希望超越修宪与护宪的分界，共同捍卫立宪主义，而这样的“战略”实际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学者们的行动对政界与舆论都产生了切实影响。在政界方面，在96条会正式成立之前，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即表示：“坚定的修宪论者庆应大学教授小林节也持绝对反对的立场展开辩论，深受启发。……若要修改96条，不能不去回应所有的论点，看来有必要彻底开展相关工作。”日本维新会共同代表桥下彻也对樋口阳一、石川健治等学者在《每日新闻》《朝日新闻》上批评有关96条修宪论的文章表示了强烈不满。由这些学者联合发起的96条会对议员、官僚、政治家造成的影响可以想见。
在舆论方面，媒体人士表示“石川的文章是最近朝日‘观点’专栏中反响最大的报道之一”。而关于修改96条的舆论调查结果也在5月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普遍变为“反对”超过“赞成”。极少数主张修改96条与集体自卫权“合宪”的宪法学者之一、日本大学教授百地章也表示，关于修改96条，“4月9日NHK的舆论调查是赞成28%、反对24%，赞成数较多；4月20日《读卖新闻》的调查也是赞成42%、反对42%，呈对抗之势……其后可能是这些（指学者们的行动———作者注）发挥了作用，此后的舆论调查中修改96条反对派势力增强了；5月2日《朝日新闻》的调查是赞成38%、反对54%，5月3日《每日新闻》的调查也是赞成42%、反对46%，都是反对派占多数。在最近的调查中也是如此，《读卖新闻》的调查是赞成34%、反对51%（6月11日），共同通讯社的调查也是赞成42%、反对51%（6月16日）”。总体而言，安倍内阁最终搁置“96条修宪”，转而寻求变更宪法解释，虽与公明党对修宪持慎重态度等因素相关，但学者们的行动在此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二）“立宪民主会”与其他学者团体
其后，知识分子护宪团体在“96条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立了“立宪民主会”，继续与政府的修宪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学者们还结合各界特点发起了“国民安保法制恳”（2014年5月）“反对安保相关法案宪法研究者”（2015年6月）“反对安全保障相关法案学者之会”（2015年6月）等，在护宪斗争中发挥着各自的力量。
1. 针对“解释修宪”的斗争
2013年2月，安倍内阁重启“关于重建安全保障法制基础的恳谈会”（简称“安保法制恳”）。该会由14名学者、前官僚组成，但七次正式讨论会均有安倍及内阁官房成员出席，并有内阁法制局、内阁府国际和平合作本部事务局、外务省、防卫省的“观察员”各一名列席。作为首相个人咨询机构，该会的研究结果并无法律效力，但其意在为修宪寻求依据、制造舆论，所扮演的角色几乎可以相当于岸信介政府时期的内阁宪法调查会。2014年2月，该会表示将在“4月之后的适当时期提出报告书”。4月1日，安倍政府阁议决定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
在此严峻形势下，2014年4月18日，学者们在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成立“立宪民主会”，由奥平康弘、山口二郎担任共同代表，发起人包括来自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文学科、理科等各个领域约50名著名学者，其中25人都是96条会的成员，12人是宪法再生论坛的成员。学者们主张：“设置各种各样的制动机制，防止为一时民意所支持的当政者为所欲为、轻视个人尊严自由，这才是立宪民主。……当前要务，是在对特定政策表示赞成或反对之前，首先恢复以宪法为依据的政治。……并使议会不再只是多数决的场所，恢复其实质性的议事讨论与行政监督职能。”4月25日，立宪民主会在法政大学举行公开演讲会，听众约600人。
2014年5月15日，“安保法制恳”向安倍提出报告书。5月28日，樋口阳一、小林节、长谷部恭男、最上敏树、爱敬浩二、青井未帆、伊势崎贤治、伊藤真等学者与大森政辅（前内阁法制局长）、孙崎享（前防卫大学教授、前外务省情报局长）、柳泽协二（前防卫省防卫研究所长、前内阁官房副长官助理）共同设立了“国民安保法制恳”，与安保法制恳直接形成对立之势。6月9日，立宪民主会召开紧急记者会，针对安保法制恳及安倍记者会发表见解，批判否定立宪主义的安倍内阁是“从‘法治’到任意妄为的‘人治’的倒退”。
2014年7月1日，安倍政府通过了以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阁议决定。7月4日，立宪民主会举行公开演讲会，并于同日在记者会上发表《对安倍内阁解释修宪的抗议声明》，抗议以阁议决定变更宪法解释“是从根本上否定立宪主义的行为”，“是对国民主权与民主政治的根本挑战”。9月29日，国民安保法制恳提出自己的报告书，要求撤回7月1日的阁议决定。10月7日，在政府公布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期报告的前一天，立宪民主会的《我们要容许政治的暴走吗？》由岩波书店出版发行。11月21日，安倍宣布解散众议院重新举行大选，意在以“问信于民”为名摆脱执政危机。11月26日，立宪民主会召开记者会，发表《关于安倍内阁的解散、总选举的见解》，敏锐指出该解散意在“在支持率降低之前重新洗牌”，是“解散权的滥用”，在未解决“一票之差”问题的情况下再次进行总选举也是“对司法机关乃至国民的愚弄”，期待国民在选举中深思熟虑，对“暴走”政权表达反对意见。12月1日，在对防卫指针中期报告问题进行研究后，国民安保法制恳也召开紧急记者会，发表了《关于我国目前被推进的安全保障政策的紧急声明》，指出“该中期报告脱离了宪法及日美安保的范围，是超过了行政机关权限的对美公约，可谓我国安全保障政策基本方针的大转换。……事关我国根本的重大问题，在无视民主主义程序的情况下被推进，我们不能不对此抱有强烈的忧惧”，期待“身为主权者的国民的贤明判断”。
2. 针对“安保法案”的斗争
2014年12月24日，在投票率创战后最低（52.66%）的众议院选举之后，安倍再次组阁，继续强行推进安保法制。2015年4月29日，在未经国会、国民讨论的情况下，安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时称，安保法制“这一日本战后最大规模的改革，将于今夏之前完成”，表示就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已与美国达成一致。在5月11日与公明党达成一致之后，5月14日，安倍政府再次以“阁议决定”通过安保法案，并于翌日提交国会审议。在自公两党占据众院绝对多数、民主党与维新会等内部意见多样、共产党与社民党议席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日本宪法与战后体制面临极其严重的危机。
对此，立宪民主会于5月13日发出题为《立宪主义的危机》的演讲会通知，6月6日演讲会当天听众达约1400人。国民安保法制恳也于5月15日召开记者会，发表了《要求撤回重视美国、轻视国民的新指针与“安保法制”的紧急声明》。6月3日，由爱敬浩二、青井未帆、君岛东彦、水岛朝穗等38名学者发起，173名宪法学者共同发表了《反对安保相关法案、要求立即废案的宪法研究者声明》。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6月4日，在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作为专家出席陈述意见的三名宪法学者（自民党、公明党等推荐的早稻田大学教授长谷部恭男，民主党推荐的庆应大学名誉教授小林节，维新会推荐的早稻田大学教授笹田荣司）全部认为安保法案“违宪”。这在朝野及社会各界都引起巨大反响，被认为是转变形势的关键事件。政府方面因此受到较大冲击，自民党干部承认“自己请来的专家都说‘违宪’，会影响今后的审议”，“因为是我方请来的专家，影响很大。要充分注意有关安保法制的讨论”。此后，在野党士气大受鼓舞，各大媒体纷纷要求政府正视学者的批评，舆论调查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例如，在6月5日《读卖新闻》关于安保法案在本次国会成立的调查中，与前次调查（5月8日）相比，“反对”由48%上升为59%，而“赞成”由34%降至30%；安倍内阁支持率也下降了5%。
6月15日，长谷部恭男、小林节在日本记者俱乐部、外国记者俱乐部召开记者会，谴责安倍政府的违宪行为。同日，佐藤学、上野千鹤子、内田树、益川敏英等发起以60名各界著名学者为召集人的“反对安保相关法案学者之会”，并发表了《反对迈向“战争国家”的安保相关法案》的呼吁书（赞同学者2413人）。6月24日，立宪民主会召开记者会，发表了《要求撤回安保法制相关诸法案的声明》。7月13日，国民安保法制恳也发表了《要求违宪的安保法案废案的声明》。
7月14、15日，国会前连日聚集着2万—6万抗议民众。但安倍内阁无视在野党及学者的批评，无视六成国民反对、八成国民认为政府对法案说明不充分的事实，于7月15日再次以强行表决方式通过“安保法案”，激起了各界的广泛愤怒。对此，立宪民主会于同日发表《抗议安保法制在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强行表决的声明》。7月20日，“反对安保相关法案学者之会”召开约150名学者参加的记者会并发表抗议声明。7月28日，“反对安保相关法案的宪法研究者”204人发表抗议声明。同日，立宪民主会学者的宪法问题论集《向安倍式修宪说不！》由岩波书店出版。7月31日，“反对安保相关法案学者之会”与学生团体SEALDs共同组织了4000人规模的抗议集会游行。
可以看到，在学者们与各界国民的积极行动下，形势发生了变化。在舆论调查中，不仅对安保法案的“反对”大大高于“赞成”，连长期居高的内阁支持率也发生了大幅逆转。
在政治议程方面，安保法案的违宪性不但在众议院审议中成为焦点之一。7月27日安保法案进入参议院审议后，法案的违宪性仍是在野党追问的重点，安倍内阁则开始直接以“中国威胁”“周边安保环境”等作为说辞，试图回避违宪批评。但许多学者已在各个场合表示，招致邻国关系、周边事态紧张的正是安倍政府自己。例如，立宪民主会在7月15日的声明中指出，即使出现相关问题，亦属于“个别自卫权”而非“集体自卫权”的应对范畴；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邻国继续对话、增进信赖，使潜在的威胁逐渐减少，这些才应当是政府的使命。以近邻诸国的威胁为借口，以不明确的形式扩大军力行使范围，反而才会招致邻国的不信任、引发威胁日本安全的事态”。
在政府预计于9月中旬通过法案的情势下，各界抗议达到高潮。8月26日，“反对安保相关法案学者之会”发起“100所大学有志共同行动”并召开记者会。8月30日，国会前聚集的抗议民众达12万人。9月11日，长谷部恭男、杉田敦主编的《安保法制的问题在哪儿？》由岩波书店出版。9月14日的NHK舆论调查显示，对在本次国会上通过安保法案表示“赞成”的为19%、“反对”为45%；认为国会审议“充分”为6%、“不充分”为58%。但政府仍于9月15日、16日召开公开听证会，并计划于会后立即总结表决。对此，各界民众强烈抗议。15日，小林节作为中央听证会专家代表再次强调安保法案违宪。16日，樋口阳一、长谷部恭男、岛薗进、西崎文子等学者在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召开紧急演讲会；立宪民主会在参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街头演讲会并参加抗议集会，樋口阳一、长谷部恭男、千叶真、坂口正二郎、青井未帆、石田英敬、中岛彻、石田宪、齐藤纯一、石川健治、广渡清吾、西谷修、山口二郎发表演讲，NHK、《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等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
在国会前连日聚集着数万抗议民众的情况下，参议院最终于9月19日凌晨以执政党多数“表决”通过安保法案。但如前所述，各界行动实际改变了政治议程与社会舆论，而学者和国民早已表示，目前的斗争只是开始，即使安保法案通过也将继续各种运动。9月19日当天，“反对安保相关法案学者之会”表示将于20日召开“学者之会100人抗议声明”的记者会。小林节表示将由学者等组成100人规模的原告团、1000人规模的辩护团对安保法提起违宪诉讼。立宪民主会发表了《对安保法案强行表决的抗议声明》，表示将为废止违宪法律、恢复立宪民主尽最大努力。
3. “安保法案”之后的斗争
安保法案之后，安倍政府改组内阁、出访美国、“经济优先”，但同时在国内外各个场合继续强调“积极和平主义”，预示着日本修宪—护宪的政治过程仍将紧张继续，而国民各界的反对运动也从未停止。目前，学者团体已经开展了形式更加多样的运动，并直接对政治局面产生了影响。
组织系列演讲会、地方演讲会。例如，自10月初起，立宪民主会除策划举办“安保法制之后的宪法与民主主义”演讲会（10月30日，听众超500人）、“立宪民主讲座”（计划2015年11月至2016年5月共举办十次公开系列演讲会，11月已举行两次，听众约数百人）之外，还举办“立宪民主会地方演讲会”（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在札幌、福冈、冈山等地与当地反安保运动人士共同演讲讨论。
各团体合作开展共同行动。例如，10月25日，“立于歧路的日本立宪主义、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大学人的使命与责任”演讲会由“反对安保相关法学者之会”与SEALDs共同组织（立宪民主会提供支持），听众达1500人。12月6日，“要求废止安保相关法的学生、学者、市民共同行动”由SEALDs、“反对安保相关法学者之会”与“反对战争捍卫9条总行动委员会”共同组织（“反对安保相关法妈妈之会”、T-ns SOWL11 、“‘让宪法9条获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立宪民主会提供支持），约4500人参加了抗议集会和游行。
推动在野党合作。在在野党“共斗”迟迟未能实现的情况下，10月16日、11月19日、12月9日，五个在野党（民主党、维新会、共产党、社民党、生活党）与各运动团体（反对安保相关法学者之会、反对安保相关法妈妈之会、SEALDs、反对战争捍卫9条总行动委员会、立宪民主会等）在国会召开意见交流会，面向2016年参议院选举，共同确认了“反对安保法制、恢复立宪主义和民主主义、在野党合作”的方向。山口二郎在第二次会后表示：“在野党合作停滞，要如何打开局面？我们考虑以市民团体为中心形成支持后盾，呼吁各党在选举中合作。”
12月20日，以“反对战争捍卫9条总行动委员会”、SEALDs、“反对安保相关法学者之会”、立宪民主会、“反对安保相关法妈妈之会”五个团体的有志者为召集人、其他24个团体的有志者共同参加的“要求废止安保法制、恢复立宪主义的市民联合”正式成立。“市民联合”以“废止安保相关法、恢复立宪主义、实现维护个人尊严的政治”为诉求，以在参议院选举中使反安保候选人改选过半数为目标，表示将支援在野党统一候选人或非党派候选人，以推动在野党在全国32个1人选举区中合作。作为骨干力量，山口二郎等学者表示，具体将“提供对自民党政权的政策对抗轴”，并将与各地市民团体合作，开展2000万人署名等行动，首先以2016年4月众院北海道五区补选为前哨战，支援“非自民系”候选人。朝日、每日、产经、读卖等各大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民主党、共产党等在野党则表示赞同和欢迎、希望共同合作。
4 新成立知识分子护宪团体的指导思想
总体而言，目前的知识分子护宪运动组织多样，学者们的立场和出发点也不尽相同，但从护宪思想来看，最有代表性的是立宪主义的思想。从《“96条会”呼吁书》开始，学者们即表示：“96条能否得到捍卫，并不单纯是手续上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事关‘宪法限制权力’的立宪主义本身的重大问题。……在被裁定为违宪的选举中选出的现任议员们本来有资格谈论修改宪法吗？……目前的96条修宪论，是在此前的众议院选举中一时占据多数的势力的暴举，是无视宪法的存在理由、妨害国民所有的宪法修改权应有的行使方式的行为，对此，我们呼吁反对运动。”到目前为止，以立宪民主会的思想为例，此阶段的知识分子护宪思想有以下特点值得关注。
首先，立宪主义、民主主义是护宪的出发点，但更为突出强调的是立宪主义。学者们反对“集体自卫权”、安保法案等的首要原因是：“安全保障相关法案明显违反宪法。轻视立宪主义、未向国民充分尽到说明责任的政府，不能赋予其事关安全保障重大政策判断的权限。”学者们批评安倍政府解散国会是滥用解散权，是对司法机构和国民的愚弄；批评仅建立在阁议决定之上的“对美公约”是“损害国会这一唯一立法机关的权威、轻视国民主权的行为”；批评首相、大臣在国会审议中奚落议员、贬低宪法是“不尊重以作为国权最高机关的国会为中心的立宪民主政治的行为”；指出“首相自己也承认，对于法案，‘国民的理解未获进展’。而在各种调查中，大多数国民也认为法案没有必要在本次国会上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强行表决通过法案，只能说是否定议会制民主主义的行为”。在向国民指出问题所在的同时，学者们也积极参与行动，体现了作为学者和国民的责任感。这些都体现了国民主权的精神。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团体，立宪民主会强调立宪主义是对权力的限制，强调一时在选举中获取多数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为所欲为，不能随意变更宪法解释，不能凌驾于宪法。“如果在选举中获胜即以万能的为政者自居，认为连立宪主义、议会民主主义的原则都可以随意左右，那只能说是‘选举独裁’。”也就是说，在主张国民主权的同时，“立宪主义与民主主义可能的张力”也是学者们的问题意识。到目前为止，学者们的关注点更多地在于主张通过立宪主义限制权力，对于阐释国民主权的根本性意义、启蒙国民主体性意识等方面尚未充分展开。鉴于现实政治形势的紧迫性，当前以立宪主义为强调重点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但在长期斗争的可能性之下，对国民主权的进一步强调值得期待。
其次，学者们的分析建立在对安全形势的现实思考上，并非基于理想化的和平主义理念。在批判法案违宪的基础上，学者们指出：“首相举出的显示集体自卫权必要性的事例，都是在军事常识上不成立的‘纸上谈兵’。”“如果日本的周边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与将有限的防卫力量扩散到全球相比，集中于专守防卫可能才是合理的判断。而且，政府认为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会增强遏制力量，有利安全保障，但如果日本增强遏制力量，对方也会进一步强化军备，结果可能会使安全环境恶化（安全困境）。如果形成军备竞赛，面临少子老龄化、财政赤字等深刻问题的日本，将会直面更大的危险。”
学者们还具体指出：一旦取消“战斗区域”与“非战斗区域”的区分，日本更有可能会被认为与外国军队“一体”，日本国内将更可能受到攻击，若发生针对核电站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在与他国共同参加军事行动后，日本以超出‘必要最小限’为由单独退出是不可能的。在行使集体自卫权成为可能之后，日本以超出‘必要最小限’为由拒绝美国的行使要求也是不现实的。《日美安全条约》已写明，美国实现条约义务要基于本国宪法规定及相关程序，需要联邦议会的承认，因此“对日美安保的过度期待”是有问题的。“在‘集体自卫权’的名义下，许多非正义的武力行使被正当化。考虑到这一情况，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将会使日本被卷入不必要的国际纷争，在中长期来看不利于安全保障。”鉴于以上情况，学者们表示应通过与邻国的对话和国际协调解决紧张局势。可以看到，以上分析的逻辑是相对现实主义的。
最后，护宪思想的出发点和方向性多样，“违宪论”并不一定等于“护宪论”。如前所述，在紧迫局势下，学者们超越“修宪”“护宪”的界限，就捍卫立宪主义达成了一致。但在立宪主义之外的部分，学者们的差异并未消除。主张安保法案违宪的学者对于自卫权、安保政策、修改宪法的态度并不一定完全一致，有些学者明确持修宪论的观点。对于“立宪主义”的含义，以及立宪主义与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基本人权等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学者们的见解也可能十分多样。
例如，立宪民主会在2014年6月的见解中称：“自卫队在宪法第九条下专以本国防卫为念，除反击侵略之外，不主动攻击他国，这一框架在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政府宪法解释中是固定的。单凭某一内阁的解释对此进行变更，是超过了负有尊重、拥护宪法义务的阁议决定的界限的。”“行使集体自卫权并非宪法所授权的范围。这是依从迄今为止的政治的‘法’，其所显示的‘方向性’意味着宪法上重大原则的变更。如果要进行如此重大的变更，就必须向国民真诚如实讲述、经过国民的熟虑熟议、通过正规程序修改第九条。”在2014年其他几次声明、见解中，“重大原则转换需要修改宪法”的提法也多次出现。也就是说，政府一贯的宪法解释与个别自卫权在这里是被认可的（至少并未被直接反对），而修改第九条也有可能不是绝对的禁忌（虽然其前提是国民意愿与正规程序）。那么，一旦政府解决了“正规程序”等问题，上述思想是否也有可能与修宪论发生联系？此外，虽然学者们注意到了以“集体自卫权”名义将武力正当化的问题，但“个别自卫权”即便可以成立，是否就不会被用作武力正当化的借口？这些问题在当下尚未成为突出矛盾，但由于事关“如何捍卫立宪主义”“如何避免‘立宪独裁’”的问题，如何处理内部思想的多样性可能也是未来知识分子护宪团体不容忽视的课题。
战后以来，日本政界保守势力始终未放弃修宪意图，与此同时，护宪阵营也从未放弃捍卫宪法的努力，修宪—护宪的政治史至今仍在紧张继续。作为护宪思想的重要部分，和平主义思潮有复杂起伏的过程，但鉴于“护宪”始终包括并不仅限于“和平主义”的丰富内容，修宪—护宪的政治过程也是各种力量在制度与自身变化中的多重博弈，并不能仅因“和平主义”衰退、保守势力抬头而直接得出“修宪扩军已是主流、共识”的结论。自战后初期起，知识分子、普通国民乃至左翼政党历来有很高比例认为日本不应放弃自卫权、希望日本更加自主（其出发点各有不同），基于“国际主义”的“国际贡献”也得到了一定的支持，近年来对于中国力量上升的担心也在增加，但这些主张也都不能直接等同于支持修改宪法、扩充军力、海外派兵。
在本次反安保法案斗争中，民众运动的情况显示，虽然“自卫队违宪”已难以称为是普遍共识（接受自卫队的理由亦需具体分析，许多民众认同的是自卫队的灾害救援等功能），但“不要战争”的朴素想法仍有极其广泛的共鸣。舆论调查的情况显示，对于修改宪法，除读卖、NHK外（二者对于修改第九条亦为“反对”超过“赞成”），各大媒体2015年调查结果均为“反对”超过“赞成”；对于安保法案，六成民众表示反对、八成民众认为解释不充分。也就是说，立宪主义、民主主义仍受到超过半数以上的国民支持。
在保守势力长期主掌政权并倾向修宪的情况下，《日本国宪法》的存在及上述情势的出现是与护宪阵营的努力分不开的。其中，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在历史上，以宪法问题研究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团体基于对过去战争的深刻反思，以国民主权原则为指导思想，开展了不同于左翼政党和市民的护宪运动，在对二者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也实际遏制了政府的修宪进程，对使20世纪60—80年代成为修宪“停滞期”功不可没。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面对政府违背民意的修宪行为，各界著名学者再次积极发起行动，以立宪主义、民主主义为号召，实际改变了政治议程和社会舆论。从“96条会”到“立宪民主会”，虽然知识分子团体不以街头运动为主要方式，看似远不如SEALDs等团体引人注目，但作为问题意识、理论分析和现实战略的提供者，学者们对政府、在野党、媒体、国民都发挥了关键性的政治影响。
当前，宪法问题仍是各界密切关注的焦点之一。面对2016年夏的参议院选举，不排除政府采取解散众议院、两院同时选举策略的可能性，五个在野党虽已就反安保法、合作“共斗”达成一致，但具体实现方式仍在探索协调当中。在此情势下，知识分子护宪团体作为“政策对抗轴”的骨干力量，仍有可能在引领社会舆论、分析整体形势、提供政治方略、推动各界合作等方面发挥其他团体难以替代的作用。对于日本而言，现有知识分子护宪团体能否坚持在国民主权、立宪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与政府违反宪法、违背民意的行为进行斗争，将直接影响未来宪法问题乃至日本政治整体的走向。对于中国的日本研究而言，除关注保守阵营的修宪动向外，也需要对日本知识分子、普通市民、各政党及各界人士的护宪运动及思想予以更充分的重视。
*文章转自《日本学刊》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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